尼日利亚《商业日报》3月1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由于尼日利亚历届民选政府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糟糕表现，腐败问题、安全问题、贫困问题、平等问题等依然严重制约尼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引发了人们关于西方民主在类似尼日利亚这样的后殖民国家是否可行的辩论。有些人认为，应优先解决困扰国家发展的问题，而不是纠结于民主的细节。对于这些人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采取适合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优先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全盘采用不适合我们的政治模式，这可能会阻碍我们实现发展目标。

这一观点所隐含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强人，就像新加坡的李光耀，他铲除了腐败的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带领新加坡由一个贫穷落后地区一跃成为第一世界的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布哈里在2015年赢得尼日利亚总统大选的原因。在那场选举中，全体进步大会（APC）将他包装成为人们渴望的救世主。很显然，现在人们知道了，布哈里并不是救世主。然而，这更加坚定了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他们相信必须要有一个李光耀式的人物，先彻底铲除根植于尼日利亚的各种顽疾，再开始推行民主制度。

这种观点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许多刚刚独立的新兴国家曾围绕着采用西方自由主义模式还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展开过激烈争论。有趣的是，当时许多非洲国家选择了苏联模式。那时的观点认为，作为新独立的国家，非洲急需发展，它们无法负担实行自由民主的高昂成本。

因此，许多非洲国家都经历了从西方民主向“一党制”或“无党制”的转变。为了使类似的转变合理化，许多“一党制”的支持者，如坦桑尼亚的尼雷尔，认为“两党制”或“多党制”只有在就国家根本问题上出现分歧时才有存在的理由。而在新独立的国家，人们对于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存在根本分歧，因此进行党派竞争是荒谬的，这只会带来分裂和冲突。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辩论的焦点开始转向次序问题，即究竟是先实现民主、还是先发展经济？民主优先派认为民主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发展优先派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穷脆弱的国家，真正急需的是经济发展，而没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是无法推行民主的。他们利用世界各地生动的案例表明，民主制造成了大量的暴力和冲突。

东亚国家的经验使得发展优先派的观点得到了强化。中国、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摒弃了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却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在非洲，卢旺达也是典型的例子。那里的政治强人卡加梅在1994年种族屠杀后接管了国家，带领卢旺达实现经济复苏和快速增长，迅速成为非洲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和最具投资吸引力的目的地。当然，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资助了卢旺达战后复苏。但这主要是出于未能阻止种族屠杀的愧疚感，因而允许卡加梅长期掌握权力。

因此，鉴于尼日利亚政治体系的腐败程度，一些人开始质疑尼日利亚是否适用民主制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认为，由于民主制度在规则、程序等方面的繁文缛节和缺乏效率，一些人总能将制度玩弄于股掌之上。他们坚信，确保一个基本没有腐败的政治环境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我们也要看到，缺乏以制度建设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大多很快土崩瓦解。津巴布韦就是典型的例子。发展一个有法可依的法治国家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成就之一。缺乏制度建设才是腐败的真正根源。因此，对付腐败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加强制度建设。文章来源：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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